论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文环境建设(3)
再者，建设公共理性精神需要现代意识。关于公共理性领域问题的研究，当代国外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我们可以拿来、吃透，创造出适应自已的新产品。国外经济哲学、人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行为科学、法哲学、社会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取得的成果都是我们借鉴消化的对象，在这方面下学术功夫，是克服我们社会公共理性觉悟匮乏的最重要渠道。
之三，内在人文素质的提高。西部大开发不仅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理性化、规范化，同时也要求人们内在行为――心理的、精神的诸方面水准的提高，也就是说要内外主客一齐俱到。众所周知，
中国哲学思想很早就踏上了内在化和“合内外”之路，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心性论心理思想的高潮，精神哲学是中国哲学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中国古人在心灵生活、心灵境界方面有着世界公认的不可忽视的成就。儒、释、道都是重要的关于精神生活的资源。儒家关于修心养性和慎独诚明的教导、道家关于万物一体的超越体验、理学家关于安身立命的理论、佛学的解脱觉悟方法等都可以大加发明，裨益现代人可能遭遇的精神飘零虚脱。西部开发圈中12个盛市、自治区，生活着50个少数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已提高精神素质的文化资源，在大开发的过程中应多加交流、互动、发展。过去边疆文化以其开放交流而给中华文化输入了很多活力，今天相信还会大有收获。就陕西周边来说，这里是西周立国兴邦的筑基之地，曾为礼乐文明渊薮。西周在政治、外交、风俗、教化、人格各方面都崇尚礼乐精神，这给西周兴盛提供了活力。后来有秦一代首先解放思想，以公利主义为杠杆，向君主法制化转轨，使得国力强盛最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秦的强盛可以说是克服地域局限，通过文化制度突破获胜的典型例证。中国封建社会西汉、唐朝两个波峰都在这里建都垂治天下。汉唐两代，武威四方而文功独胜，封建时期的文化发展达到颠峰，政治外交和文化开放，封建社会的人文塑造取得了高度成就。这份传统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得好，就会为现代西部大开发的人文素质建设提供动力。延安曾经为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在偏僻落后条件下克服困难实现文化、人文素质先进发展的丰富经验。考虑到今日世界发达文明都可以说是海洋性资本主义文明母体的繁植，经济与社会进步一般都从沿海向内陆扩散这条现代化规律，而陕西和西部处于内陆，人文素质就更具有战略地位。缺少了人文素质水准，西部社会就会从缺少魅力变得更缺少魅力；提高了西部人文素质，等于占有文化优势，西部社会等于坐而增加价值。
当然，传统文化的优势条件不是西部开发获胜的充要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大开发显然是处于世界全球化和后现代转型期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课题，所以传统文化精神资源有个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有些需要话语形式的现代转换，有些需要从内容上转换，还有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匮乏的则必须从世界文明史中吸取移植。在现代化转换过程中，广泛吸收西方心理哲学、宗教哲学、教育哲学等和其它精神学科的精华和方法论，是重要环节。另外我们在接受世界学界对中国精神文明史颂扬的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决不止是物质文明有优长，他们也有渊源流长的精神文明成果，象希腊科学精神之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价值观、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现代性浪潮、后现代主义新观念等，西方都捷足先登，其中值得鉴取的地方十分丰富。吸纳西方人文素质成果，从国人认识到西方列强发达不止是船坚炮利、法治制度先进的时候算起，我国已做了至少一百年，到目前仍不能说成功，但这不能是我们抱悲观失望的理由，只能说明我们在深入研究并加以民族化、本土化方面还有大量工作做得不足。
上述之一、之二、之三三点，不能涵盖西部人文建设全部精神内容，但这三点个人以为是西部人文精神内容中最重要的“三纲”，沿这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应引起全社会重视。
三、如何使新人文精神社会化、大众化
适应西部大开发的新人文精神之现实化依赖于社会化过程。一定社会的人文精神从总体上有所提高才是人文精神环境成熟的标志。而总体上提高，有待于“社会化教育”。这里的社会化教育是指公众教育，指全社会都参与到人文精神的学习、传播、创新和中来。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教育概念偏向于孤立化的学校教育，特别是把大学的学位教育作为终点。教育、学校、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没有受到认真对待。结果呢？学校与社会脱离，教育被打成两橛子。实际上，公众是社会运动潜在的主体，是社会最伟大的能量的载体。中华民族公众自古也都是热爱新思想、热爱高尚的新价值的，我们却多有疏忽了，逐渐断送了这些优势。全体公民、社区公众、各种职业劳动者等等，他们本应该充分享受优良的公共教育机会，接受到高级进步的思想和精神上的关顾。但是施教者未做到，到头来学校教育面临社会庸俗～时缺乏抗体，大学教育对社会应有的前导作用的功能残废；而社会呢？公众大多处于盲目蒙昧状态，面对社会问题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和自我选择能力，全社会理性化的内在机制始终难产。这种局面不改变，新人文精神传播不开、扎根不了，西部大开发可能是陆地行舟。今天我们应当怎么做呢？
回头看看西方，在西方社会化教育曾经一直是宗教组织、教会的辖管领地。宗教本来就是特殊精神高度社会化的产物，先天的具有这方面效能。宗教通过入教、集体仪式，培植大众的“亲和力”、“聚议性”。宗教交流生活有利于提高世俗生活中大众的开放度、超越意识、社会境界、公共秩序感。人们常常说西方文化有三大支柱，即法制、科学技术、宗教，而正是宗教的社会作用使得西方公共意识合理化、道德自律成为自觉行动、社会凝聚力得以茁状成长。相对于东方，我们固然可以说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主义的文化，但是千万要记住，这个说法只是相对的。实际上西方社会意识、公共识意也远比东方发达，只是对于他们自已的文化，个人与社会意识在进展上不平衡，大多情况下个人意识更突出一些，遮盖了其社会公共意识成就，倒不是说西方缺乏社会公共意识！东方社会由于历史原因，社会关系抽象、单调、简单、人情化，功能不发达，就象缺乏社会分工体系也就缺乏社会合作整体性一样，同理个人意识缺乏也就制约着社会意识的发达。拿美国作个例子就可看清这一点，1994年美国人向教育和慈善机构捐款达到1628亿美元，而且绝大多数是私人捐的（P138）；在美国把业余时间献给各种社会福利事业的志愿者是中国社会的数百倍也许还?恢梗∥艺饫锸撬得鞣⒋锏纳缁嵝枰通过社会教育培养发达的公共意识，而这就要从文化结构上查原因、找对策。我是不是在鼓吹宗教化？不是的！那很难行得通！因为中国历史有特殊性，美国是美国那个样子，那是由它的历史决定的，同理我们也一样。中国殷商时期是政教合一，以宗教文化为本，可是西周德治革了这种宗教文化之命，从此以后，中国就不再按宗教化一路走下去，何况今天全世界宗教也日益失去了昔日盛况，所以我认为宗教化在中国缺乏自然历史根据?/P>
有意义的问题倒是虽无宗教，有没有代行宗教那种社会化教育功能的替换方案？有的，在美国目前蓬勃发展的社区文化事业、社区教育正逐渐补充或替代宗教教育职能。1920年代前后中国就有人讨论宗教功能代用品这一问题。蔡元培曾经说以美育代宗教，梁漱溟倡导伦理代宗教，贺麟说发展礼教充抵宗教，等等。事实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阶段，社会化教育开展得并不差。儒家是个例子，儒家礼学有些宗教渊源，但到了孔子开创儒家学派时，他很清楚鬼神超出了人类智识范围，所以他只是自觉地利用之搞“神道设教”，裨益风化。儒家在中国社会文化层面影响最巨最深，这是与他们发明的教育方案密切相关的。他们的教育目的是“以道教民”，实行开放式的“有教无类”方针，收纳生徒不拘年龄、职业、等级。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办私学的人之一，由于其私学承诺社会公共伦理责任，又面向公众，所以恰是这种“私学”反而奠定了中华民族普及性的公共教育基矗后来儒者更广泛地立私塾、廷训、经堂、乡校、书院等，愚夫愚妇、渔牧陶樵等来者不拒。陕西关中书院和关中乡学、南方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就是很好的例子。正因为如此，儒家知识分子得以融入大众、嵌进社会；大众得以下学上达，儒家精神成为公共意识形态。儒家的社会影响基于社会化教育之路的开拓；北宋以降，儒家对抗释、老，靠的仍然是这个方案。不过，由于经济的原因，儒
家教育社会化仍不充分，多是局限于士人阶层以上家系，因为广大劳动者、平民阶层无经济、无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他们常常是间接地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濡化而吸收到儒家人文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