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文环境建设(2)
之一，泛
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我们碰巧处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生态棗信息文明形态的转型阶段，中国的社会棗文化体系最终将是生态一信息文明的一种形态，历史不允许我们光是跟进近现代西方发展之路，跟进意味后进，所以必须超前一步，因此中国每一步发展都必须参照未来。西部大开发的长远影响非常重大，必须超前地在这个伟大的行动中打进未来文明生长因素的楔子。特别是鉴于西部生态环境恶劣脆弱、又对全国生态环境至关重要的实际情况，西部大开发每走一步都应留有余地，为未来发展开拓和构建空间条件。这就要加快科学的未来学和作为人类科学转型新范式而出现的环境学科群的研究，充分吸收当代国外环境哲学、生态人文主义、生命哲学、科技伦理等的最新成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儒、释、道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智慧也要吸收，建立对西部大开发具有指导性的、能使人与自然统一和洽的泛生态化人文精神和发展价值评估体系。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看，科技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和开拓是西部开发的必然选择，这样的选择也决定了西部人文建设朝泛生态型的观念、思想转变是必然的。
如果没有超前的生态人文主义价值观和环境哲学思想做指导，结果会怎样呢？美国西部开发是个因生态思想滞后于行动而遭到自然报复之典型的教训。美国西部开发是完全凭借自由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开发之初西部是大于美国本土6.5倍的所谓自由的“处女地”，这场长达200多年持续至今的以自发性为主导的拓荒和开发过程，根基就建立在公共土地政策之上，土地通过契约或政策进入市场化，开始没有谁想得更远――替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永久负责。所以开发早期，他们粗暴对待土地、野生动物特别是食肉动物和环境，社会上普遍浸透的是盲目乐观甚嚣尘上的征服环境、获取利润的道德观。既然认为土地不是大自然的而仅仅是人类财产占有形式，那未珍惜土地和资源也就谈不上实质性的进展，于是滥用土地和资源在在俱有。美国西部开发的农业开发阶段（1750——1850年）、工业开发阶段（1850——1950年）的前半期的〈从1950年以后才进入科技开发阶段〉人文环境如何？想想20世纪初的情况就可知一斑。直到20世纪初，“美国白人态度”仍是相信：美国资源用不尽，完全市场化前景无限好，个人利益和竞争至上是人类的福音，工厂化、城市化是高级文明标志，印第安等“野蛮”部落没有文化，征服自然是上帝的特许，自然听人摆布而无须遵从等等（P277）。结果如何呢？尾随着西部农业、工业现代化而来的是30年代西部大平原上的持续干旱以及频率越来越快、侵害规模越来越大的沙尘暴（P266）。这些灾害既有自然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资本主义唯生产力利润主义文化对“自然”的疯狂入侵造成的。迫于30年代的西部环境恶化，美国人明白了自然模式值得遵从，大自然自身存在着内在形成的不可人工替代的生态经济体系；美国政府才从实质上加快了20世纪初以来开始的环境和资源保护行动，但是这已经使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根据美国西部开发的教训，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人文建设中确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人文主义价值原则为基本内容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不言而喻。
之二，公共理性精神。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特别漫长，～主义、权威主义、本位主义等严重妨碍了中国历史社会内在创新机制的发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原型是宗法血亲制度及其从属物。宗法硬核使得中国社会结构长期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关系僵化、机械、单调、松散，社会力量薄弱。部分封建主义社会意识已成了物化的思维意识形态结构而积淀残留下来，并渗透到各个方面。此种条件下的学术、文化也处于～的、阻隔的、扭曲的状态。这种局面残害了学术生命的健康和独立尊严，使得中国思想传统常常不得不置身生活世界之外，进而使得中国高度社会化的公共理性发育不良，社会公共信息资源的流通、配置不畅通，类此的简单化的社会思想状况绝不能适应西部大开发这一现代化社会系统工程的需求。
因此，首先我们要正视和超越自已的传统。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领域予盾十分突出，人文学科丧失整体性，道德的、制度的、政治的等原则多不相干、难以统一，只知一家一派而不知有公共理性，这是学术和生活圈孤立、单一、闭锁造成的。儒家核心在于
伦理学，但儒家始终解决不好政治与伦理关系，有些陋儒停留于“忠孝”拉扯；也始终解决不好伦理与经济之关系，儒家知道“义利”关系乃社会上首要问题，可是就是解决不了，总免不了落入两极对立；在伦理与法律的关系上就更显无奈，两千年封建帝国的历史的确陷在“隆礼重法”的二难泥潭之中难以自拨。其结果社会不社会、国家不国家、个人不个人；经济不经济、道德不道德；法治不法治，伦理不伦理！象墨家、道家、法家、经学家、理学家、玄学家、宗教家、实学家等等，学术的逻辑整体性都缺乏通透，更欠缺专门针对社会公共理性的严密理论。
相反，西方传统有所不同，所以其次，我们在批判西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一定要广泛吸收他们的优点。西方社会自古是多元化结构形态，社会的、国家的、个人的、法制的、宗教的、政治的、科学的、制度的、商业的等等，尽管不平衡，但都得到较大限度的自由充分发展而形成比较自足自备的社会体系。他们的长处在于富有公共理性。他们的经典学术就总体上而言具有通透性、一致性、交叉性。比如柏拉图（427——347年）有本代表作，叫《理想国》，这本书既是一本关于人的综合性哲学认识之书，也是关于社会普遍公共理性之书；在亚里氏多德（384——322年）那里，政治和伦理研究密合周到，所以他能确定公共、正义作为社会主题和原理，并将其与德性理论统一起来。近代西方的思想家如亚当·斯密（1723——1790年）、休漠（1711——1776年）、康德（1724——1804年）等的学术思想无一不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公共理性精神。当代美国哲学家罗尔斯（1921—）写了一本有名的《正义论》，也是将道德与经济、制度等的融洽互动作为理论理想。西方传统文化号称有法制、科学、宗教三大支柱，巧妙的是这三者却既紧张又亲和，乃相反相成、相互制衡、相互推动的关系，因此西方文化一再呈现出创新、突破、跨跃的特性，反映西方文化在结构上比较合理。当然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果本身也是需要公共理性作为接纳框架的，比如“自由”这个东西，在西方文化中是依托理性和法制，有较强的历史性、整体性、规范性、公共性，但是对于缺乏公共理性觉悟者，“自由”必然是孤立的、放任的和抽象地存在于社会情境之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