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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xx教学点。
多少年来,我们的山乡闭塞、落后、贫穷,山民们祖祖辈辈缺少文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要找个记工分的人都很难。 1972 年,我从江西共大云山分校毕业,回到家乡,深感要改变山区的面貌,需要靠知识把沉睡的山乡唤醒。 1974 年初,我成为一名山区小学的民办教师。本来,我可以一直在条件较好的村小工作,但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村小走向大山深处的教学点。
一天,我看见一名正在河边洗衣的妇女,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吓唬说: “如果不去上学我就淹死你。” 那女孩哭着说: “淹死我,我也不去上学。” 原来那女孩刚读一年级,因为上学路途遥远,只去了一次就说什么也不肯去了。
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太阳山的孩子们到村小上学,每天要翻过三个山头,山路崎岖陡峭,一个来回就是 30 多里,别说是年幼的孩子,就是大人也吃不消。一到库区洪水季节,道路被淹没,孩子们就无法上学。有些孩子每天要先坐 20 分钟竹排,再走十几里的山路,安全更让人担忧。所以,许多适龄儿童上不了学。
难道太阳山的孩子,只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永远被阻隔在大山深处吗?我也是大山的儿子,我应该为父老乡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要让山里的孩子都知书达理,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 1974 年秋,大队同意了我的请求,我离开村小,走进太阳山,办起了教学点,开始了我平凡而又艰苦的大山深处的教学生涯。
教学点开办之初,只有 12 名学生。也许是因为贫穷,也许是因为村民的观念问题,有些适龄儿童没有来上学。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一个女孩,睁着又大又圆的眼睛,偷偷趴在窗外听课。下课后,我找到那个女孩: “你这样喜欢读书,为什么不来学校上学?” 我这样一问,她伤心地哭起来,说爸爸妈妈不让她读书。当天夜里,我找到这个女孩子的家里,劝她的父母送孩子上学。可这位父亲说: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不读也罢。再说,家里也困难。” 我连忙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男孩女孩都是宝,关键要把书读好。你就忍心让女儿跟你一样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吗?以后就是当农民没有文化也不行。这样吧,如果是钱的问题,我给你垫上,你明天就送女儿来学校吧!”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这学费一垫出去,收回来有多难。我挨家串户做工作,学生猛增到 40 余人,做到了该上学的 “一个都不能少” 。
孩子们早上出门至傍晚放学回家,这一整天都交给了老师照管。学生上学时衣服被雨水打湿,我就生火帮他们把衣服烤干再上课;遇到下雪,在接送学生的路上,我总是走在前头,当 “开路先锋” ;遇到库区涨水,我就翻山越岭把孩子接到学校,放了学再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家里。
面对一群质朴纯真的山里娃,我倾注了全部心血,帮他们剪指甲、梳头,教他们洗脸、洗手,还不断地告诉他们要讲卫生,爱整洁。就在这天长日久的唠叨中,孩子们的衣服干净了,手上的泥土不见了,回到家里,看到大人的不良生活习惯,也开始做工作了。山里民风强悍,常常是小孩打架大人助阵: “哪个打你,你就打他。” 学生高山,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喜欢打架,结果是 “小孩争斗不记仇,大人反倒成对头” 。我一次次调解,教育学生,也做家长的工作,讲为人处世之道。高山进步了,大人和解了。山民们都说, “还是读书人强,懂得就是多,办法就是灵。”
虽然地处深山,但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每年都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坚持召开中队主题队会,办好班级墙报,把一个山沟里的教学点办得生动活泼,深受山民的喜爱。
太阳山教学点是那种典型的 “一师一校” 模式,在山民们的眼里,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既是管理员,又是炊事员;既是保姆,还是维修工。在村小当老师,我只要教一个年级的课程,而在太阳山却要教四个年级的全部课程,进行复式教学,工作量增加了许多。我的生活像一只座钟,每天的弦都绷得紧紧的。早晨不到 6 点起床,我和妻子一起挑水、喂猪、洗衣、做饭,料理好体弱多病的父母。 7 点钟带着本村的几个孩子出发,翻过 3 个山头,走八里山路赶到学校。上午四节课,中午先给几十名学生热饭,接着自己做饭,然后抓紧时间批改作业、备课,有时还要到山林中去打柴。下午三节课,到4点钟放学,再带着本村的学生往回赶。到家后,抓紧时间干农活,直到天黑才进屋。吃过晚饭,又得准备第二天的课。每逢农忙时节,我常常是和妻子一道,在月夜里割稻子、耕田、耙田、拔秧、插秧,一天下来的确是很累。
常年在山路上来回奔波,我不知道磨穿了多少双解放鞋。一个学年下来,大约要走 1600 多公里, 30 年,我算了算,足足走了 4 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有一年,瘫痪在床几个月,而且病情不断加重,家里双目失明的父亲也需要照顾。我只得利用中午的时间赶回家中,侍候两位老人吃完中饭,再赶回学校上课。这样我每天需要来回走32里的山路,真是精疲力尽。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头晕,一下子栽倒在地,昏迷过去。过了半晌才苏醒过来,用手一摸,只见满手是血,这才知道额头上磕破了一个大口子。第二天,很多村民要我到山外去缝合伤口,但我哪里有时间去呢?我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课啊。
1984 年,太阳山教学点上 “人丁兴旺” ,学生数增加到 47 人,年级增加到 4 个。我实在忙不过来,决定说服妻子来教学点帮忙。我的话刚一出口,妻子就来气了: “丢下家中一大堆事情谁来管?我们一家大小喝西北风去?” 等她气消了以后,我还是耐心地说服她: “为了太阳山的孩子,我们就多做一点牺牲吧。” 妻子被我对事业的这份痴情所感动,终于来到了太阳山上。从此,教学点又多了个忙碌的身影,孩子们又多了份母爱的温馨。妻子在教学点协助我工作整整 20 年,从没领取过任何报酬。
不耽误学生的课,是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责任心,也是神圣的职责。 30 年来,我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也没有请过一天事假,因为教学点就我一个教师,我一离开,学生就要停课。 1984 年,我两岁的大女儿得了肺炎。我让妻子请乡村医生给她打针、吃药,但不见效。我想等周末再带她去大医院治疗,谁知病情恶化,女儿突然离我而去,我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