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重走红军路体验爱

                                       （一）
    各位游客，你们好！现在我们就要到达侗族文化中心—黎平。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红军长征及在黎平的情况。
    1930年至1931年9月，中央红军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一起，连续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胜利地保卫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抛弃了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指挥红军采用冒险主义的“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实行“正规战”、“阵地战”。他们不顾敌人在装备上、人数上大大优于红军的实际情况，与敌人拼消耗，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使红军善打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无法发挥，使红军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18日，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中国革命史上难忘的一天！这天，中央红军分别从江西省的瑞金、会昌、兴国、宁都、福建省汀州等地出发。毛泽东带领中央三队从江西于都出发，迈开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计划要到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在长征中，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采取“甬道掩护”、“大搬家”式的夺路突围方式，抬着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每天只能行走一二十华里，使红军在蒋介石的围堵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至1934年12月初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封锁线时，红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二，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859人（1934年10月8日红一方面军花名册），在到达湖南、贵州边境时，减少到3万余人。
    此时，蒋介石已完全知道中央红军转移的意图与转移的路线，遂在红军北去湘西路途上调集了14个师共约16万多人的兵力，布成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在中央红军的背后，尾追红军的桂军2个师约6万人也紧跟到通道以南的湘桂边界。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工农红军到底往何处去？中国革命将如何开展？是继续按照“左”倾领导所坚持的要中央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让苦战两个月、战斗力与战斗人员异常削弱的红军，去与五六倍于己的优势敌军硬拼，还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行动方针，这是关系到红军队伍和革命的生死决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再次显示出力挽狂澜的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建议红军放弃去湘西的计划，改为向敌人防守力量较弱的贵州进军，并争取主动创造战机，打几个胜仗，使苦战两月跋涉千里的红军部队能稍事休整。毛泽东的这个建议既大胆而又稳妥，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得到周恩来、朱德及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的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如风雨夜中的一座灯塔，给红军指明了方向，也得到了广大干部的拥护，使人们重新拿起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前进方向，不去湘西，而调头西进贵州，进入苗岭山脉。
    1934年初冬，中国工农红军进入贵州。黔东南有汉、苗、侗等30多个民族，位于云贵高原的东南部，大部分地区海拔500至1000米，山川纵横，地形复杂，交通闭塞。当时人口有80余万人。统治贵州的地方军阀只为中饱私囊，使地方经济凋敝。此时贵州的军阀王家烈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主持贵州军政。他与蒋介石及其他军阀矛盾重重，时常兵戎相见。
    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的矛盾及贵州军阀间派系的矛盾，大大削弱了他们在贵州的统治力量，也大削弱了他们的防堵红军入黔的力量。
当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进到湘黔边时，蒋介石曾决定以其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为主任，率参谋团进驻重庆，统帅川黔各军阀部队堵截红军，并直接电令王家烈部到黔东南防堵红军进入贵州。王家烈因此于11月上旬在贵阳召集二十五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官员开会，商讨如何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对红军进行防堵。会议决定，乌江以北的防备由侯之担负责；犹国才部开到乌江以南，负责东路的左翼防务；王家烈所部担任乌江以南东路的右翼防务。
    王家烈的计划虽然如此，但当时能指挥得动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的2个师15个团，外加侯之担的4个团和犹国才勉强同意抽出的2个团，共计21个团的兵力，而王家烈15个团的大部又被红军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一带，犹国才另有打算，迟迟不肯派兵。直到12月中旬，中央红军打到贵州边境时，黔东南的黎平、从江、锦屏、天柱等几个县，才只有黔军2个团又2个营以及一些“民团”防守。这当然不堪红军一击，更不可能阻挡中央红军进入贵州。
    1934年12月12日至14日，中央红军由湖南通道县陆续进入贵州黎平县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