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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护士演讲稿:无私的奉献 无悔的爱

2013-03-14 16:07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当我走向着神圣的讲演台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惭愧。我知道,面对默默奉献了和奉献着自己青春年华的我的前辈和同事,我自惭形秽,我是踏着他们的肩膀走上来的。也正是他们那无私的奉献和无悔的爱,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力量,这也正是我今天要汇报的主题——无私的奉献,无悔的爱。

  无悔的选择

  1988年夏天,我告别了潍坊医学院,带着对大学生活的无限眷念,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了中心医院。医院领导找我谈话,让我从事传染病专业。当时我想,只要不脱离了自己大学5年为之奋斗的医学专业,只要不临床专业,只要能为病人解除痛苦,干什么专业知识分工不同,何况当时传染病专业正缺年轻医生,便愉快的答应了。可日后接连发生的一些事情却是自己终生难忘的。

  传染病科的条件的却令人难以置信:病人与医护人员一同出入,没有清洁区,没有澡堂,没有厕所,甚至没有起码的隔离衣裤,但病人较多,工作量较大。工作条件再差,我们能够坚持,工作量再大我们能够承受,但当一部分人对我们工作性质不理解,甚至谈传染色变、望而却步的时候,当我们成为中心医院“三等公民”的时候,我也曾苦恼过、彷徨过。

  一天晚上,我与护士长值夜班,巡视病房时发现一位患者有“肝昏迷”情况,便下医嘱输“祛氨药”。当实习医师与实习护士一同前去输液时,却被“骂”了出来,我便与护士长一同前往病房,只见患者烦躁不安、大喊大叫,骂声阵阵,不堪入耳。护士长靠近并准备为其输液时,他竟脱口而出,“你真漂亮,来,上床吧”。我上前询问病情,得知他神智尚清,便好言相劝,他却说道:“别看你是四眼子,也没什么了不起”。大家知道,肝性脑病患者唯一的有效治疗就是祛氨药物,而不能镇静。当时,甲型肝炎流行,病房不够,便在院子里临时搭建了板房,这个病人就住在板房里,围观的病人及家属挤满了病房门口,两病房后面的窗户上都有人在观看。我们实在委屈极了,但还是陪着笑脸做说服工作,并在其他病员家属协助下完成了输液,病人安静了下来,第2天神智完全清醒。而当日及后来,患者家属从未提及此事,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说声“对不起”。是的,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无权对病人提出指责,因为他处于病态,但对于家属的无动于衷实在不解。我们是为病人治病的,不是挨骂受气的,因为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啊!但无论怎么说,经过一晚上的努力,当病人神志清醒并转危为安时,我们还是很欣慰的。

  传染科重病人多,职业风险大。科里很多人都挨过患者的拳打脚踢,很多同志脸上被昏迷病人的分泌物溅上过,我们照常跟肝炎病人,甚至是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我们分享了患者失去亲人的痛苦及死而复生的欣慰,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但我们不能忍受常人甚至是医务人员对我们的冷眼与鄙视。参加工作不久,一些热心人便张罗着给自己介绍女朋友。一次,一位同事介绍了一位女同志,她得知自己在中心医院工作,非常高兴。而进一步知道自己在传染科上班时,便反复追问平时都接触什么病人,会不会传染,能不能调换科室。虽然自己不厌其详地告诉她,只要平时注意是不会被传染上的,我们科室里那么多老同志都没有得传染病,医院工作有分工,传染病专业总得有人干,调整专业一时较困难,但她还是晴转多云,多云转阴,最终不辞而别;90年夏天,正值乙脑流行时,因晚上加班抢救病人误了一次约会,一位同事给介绍的“女朋友”告吹,后来托人解释也无济于事。所有这些,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不理解医院工作的人不值得我去爱,不热爱传染病专业的人,我不能接受她的爱!

  一切为了患者的利益

  大家知道,传染病的特点之一是流行性、季节性,由于预防工作的实施,在我国北方,一般传染病多为散发,但每年夏天却都有乙脑流行,且每四、五年就有一次大的流行,这炎热的夏天就成了我们工作最紧张的季节。

  90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刚接夜班不久,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中年男子抱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女孩闯进护士办公室,经初步诊断为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当时患儿高热、抽风,脑水肿明显,出现严重痰阻、呼吸衰竭,在科主任的指导下我迅速为患儿做了处理,并及时做了气管切开,挽救了患儿的生命。从此又一个难忘的夏季来临了。

  这年夏天特别热,雨水也特别多,乙脑在青州、临朐等地暴发流行,在第一例患儿入院后的10几天里,每天都有5、6名患者住院,最多时一天收住10余人。病床加满了,走廊加满了床,便腾出医生办公室安置病人。大家知道,乙脑患者起病急、进展快、变化多、病死率高,且无特殊治疗。高热、抽搐、呼吸衰竭三者并称“三关”,三者互为因果,需要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医护人员每一个细小的疏忽都可能断送病人的生命。一会儿病人抽风,一会儿呼吸困难,一会儿病人烦躁,不等处理完这个病人,那个病人病情又有新的变化。这段时间里,医生不能在办公室坐立5分钟,除了办公室护士外,值班护士不能在办公室站一会儿。事后我做过统计,抢救乙脑最紧张的一个多月里,一名医生平均每天加班3小时以上,上班时能坐下来的时间总共不足半小时;一名护士平均每天从治疗室到病房得走100里路,每天输液近千瓶,科里就像大集市。此时,也只有此时,传染科才会成为全院的焦点:下乡扶贫的同志回来了,轮转急诊科的同志回来了,还是不能保证工作正常运转;医务科、护理部从小儿科、神经内科选派了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前来帮助工作;院领导、医务科领导多次来科室协调,护理部更是从主任到工作人员全部靠在传染科;所有加床及输液器械,在接到传染科请求的当天总务科派人送到;只要一个电话,病员食堂便将热腾腾的夜班饭送到科里……。科室内部迅速采取应急措施,本科一名年轻医生、一名护士包两个病房,实行一条龙负责制;老同志带领其他科来协助的同志负责走廊及医生办公室病人,病人病情危重时随时协调往病房里搬;科主任、护士长负总责,做到忙而不乱。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宁肯牺牲个人利益,也要尽最大努力挽救每一个患者的生命,以无愧于“白衣天使”这一崇高的称号,无愧于救死扶伤这一神圣的使命。

  工作是紧张的,但我们同时也分想了患者转危为安的成功的喜悦。记得住在抢救间的一位患者,因发热、头痛3天,神志不清1天入院,入院后病情迅速恶化,呈中度昏迷状态,混活性呼吸衰竭,有时躁动,脑水肿明显,肺部感染严重,随时都有脑疝及窒息的可能。征得科主任同意后,立即采取加大脱水剂用量,甘露醇、速尿每两小时交替应用,莨菪类药物及呼吸兴奋剂的应用,抗感染及镇静剂的应用等综合治疗。经过一晚上彻夜不眠的努力,第二天患者奇迹般醒来。望着“死而复生”的儿子,患者年逾七旬的老父亲扑通一声跪倒在科主任和我的面前,老泪纵横。后来,病人出院后,这位读过私塾的老人寄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称我们是“华佗再世”。而我们深知,我们不是再世华佗,我们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医务工作者,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尽了我们应尽的职责。

  当我们对90年的情景还记忆犹新的时候,今年的夏天,乙脑又一次像魔鬼一样席卷而来。患者有在痛苦、在呻吟、在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神圣的使命又一次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再一次投入紧张激烈的战斗!

  无私的奉献,无悔的爱

  五年过去了,虽然我们早就预料倒今年乙脑会大流行,虽然我们早就重新制定了今年乙脑流行的防治方案,虽然我们科大多数医生都经历了90年那惊心动魄的夏季,但事过境迁,五年前组织抢救乙脑的科主任、护士长已先后退休和调离,科内医生严重缺编(我科编制医生9名,实际在编5名),从护士长到护士无一人连续在传染科连续工作超过3年,且近一半是新来的“临时工”,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病房又一次住满了患者,走廊上又一次住满了患者,病人还在增加。在这极其困难的时刻,从科主任到医生,从护士长到护士都没有被困难吓倒。人员不够我们加班加点,业务不熟从头学起,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全力抢救每一位患者,我们有一次调动全部力量投入了这场战斗。

  无需泛泛地讲述我们是多么紧张忙碌,还是讲述一下自己工作的普通一天吧。

  一天晚上,劳累了一天后刚刚进入梦乡,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原来是科里一病人需立即做气管切开,值班医生把电话打到科主任家中,科主任要自己同他去一同去抢救病人。跟家属谈话、准备手术、气管切开,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传染科病房的条件大家是清楚的,夏天夜晚的病房内同样是炎热的,手术过程中汗水顺着我的背部、面部躺了下来,湿透了手术衣,手术出血溅在自己的口罩上、眼镜上、帽子上,正在手术中的我又怎能顾得上这些呢?手术很顺利,病人挽救了,当做完手术回家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第二天七点多钟来到病房,紧张的一天又开始了。这一天自己值夜班。上午查房、处理医嘱、讨论病例,做完这些常规工作已是十一点了,这时又有一名病人因呼吸衰竭、昏迷、痰阻,必须立即气管切开。这时如果自己回家吃饭,让其他医生做气管切开也理所当然,但自己是主治医师,且对气管切开较为熟悉,还是义无反顾的留下来,为病人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完成已是十二点了,自己还要值午班,中午饭就没能有吃。中午值班时收住院病人3名,并为其中的一人做了腰穿,处理完病人下半时已是下午四点。晚上值夜班,接近凌晨三点向值班护士做了必要的交代后去值班室躺下,四点多钟又有一位患者病情变化需要处理,一个小时后处理完毕,待患者病情稳定后,东方已经泛白。这时又有患者不断出现病情变化,自己也就不可能在休息了。第二天参加课内危重病例讨论、处理分管病员,下半时已是中午11点多了。而当天下午、晚上,又两次陪同科主任去科里抢救病人。

  这仅仅是普通第一天,乙脑流行以来,这样的日子太多了,每个医生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每个人都这样默默的做了。

  由于经常不能按时上下班,且下班后又经常去科室加班加点、没白没黑地抢救病人,一向容忍、支持自己的妻子终于沉不住气了:“你们整天没白没黑地干,到底挣了多少钱,不是连奖金都没有吗?”我又怎样向妻子讲呢?是的,我科上一季度也较忙,但奖金却少得可怜(就是这一季度也不会比其他科室多)。但面对痛苦、呻吟、昏迷,随时都有可能离我们而去的患者,我们又怎能仅仅考虑金钱呢?实际上传染科奖金历来就很低,这种价值体现的悬殊也时时撞击着自己的心扉,也知道这种状况不会得到改变,但不给奖金我们就值患者的利益于不顾吗?不可能,从来就不可能!

  自己结婚较晚,孩子尚小,由于科室工作忙,没法照顾,便将不足八个月的儿子送到岳母家,请老人帮着照看。岳母家离医院不足三里路,起初自己还能在下班时间或上下夜班的空里去看望一下儿子,后来一是时间较紧张,二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又要去科里抢救病人,有时三五天不能见到儿子一面。一天下夜班后去岳母家,刚进大门便听到儿子的哭声,打开房门,儿子在嗷嗷直哭,年迈的岳母也在流泪。此情此景,我不禁蔌然泪下:可亲可敬的岳母啊,您的女婿对不起您,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您老人家受累了;淘气可爱的儿子啊,爸爸对不起你,为了更多的孩子,爸爸让幼小的你没有享受到更多的父爱!但是为了工作,为了所有的母亲与儿子有一个完整而温馨的家,我又怎能不义无反顾呢!

  我的汇报就要结束了。我知道,如果没有医院领导的关怀,没有兄弟科室的大力协助,没有全科同志的齐心协力,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只是这个战斗集体的普通一员,我所讲的也只是我们工作的某些片段。就在深夜我组织这篇汇报材料的时候,我的眼前还不断涌现白天那忙碌的景象,同时也呈现着深深地忧虑:一个月过去了,传染科没有一人休班,总是加班加点,就像一条拧紧的法条,但惯性的运转及弹性的限度是一定的,科主任刘建国病了,边输液边上班;副主任段林生病了,发烧、咳脓性痰,不得不输液;副护士长董玉华的父亲外伤来医院看病,看到女儿较忙,不愿给女儿添麻烦,输了两天液便回家,后来伤口严重感染;年过半百的副主任医师陈文英同小伙子一样分管病人、上夜班;夏德全科长感冒发烧、腹泻,也照常上班,完成医务科工作的同时来科里指导工作;就连我这一向不知疲倦的人,每天下班后都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两腿发软……。

  面对患者,我们奉献了所有的爱,面对金钱,我们显得格外冷静。有一位经我们全力抢救脱离危险的患者家属,不知怎么打听到我的家,简短寒暄并询问病情后,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说,“一点小意思,请收下我问的心意”。被我拒绝后,他再次把手伸向口袋(可能觉得我认为少了)。我对他说,若仅仅是为了钱,我们是不会这么没白没黑地拼命地,我们的确很穷,很需要钱,但比金钱更珍贵的是相互间的理解与信任,是一颗诚挚而善良的心。因为我们的社会里,更需要无私的奉献,无悔的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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