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3)
同丁少纯的居室不同的是他父亲丁海宽的居室，楼上楼下形同两个世界。作为车间主任，丁海宽的家"陈设和丁少纯的屋子大不相同，显得简单、适用、朴素"。在道德层面，丁海宽的私人生活空间是被肯定的，这里对"物"的欲望在最大程度上淡化了。观众在这里"窥视"的是一个不具私秘性的"私人"空间，它没有"现代’奇观，没有欲望的对象物，它同我们以往司空见惯的农家小院或贫困的工人家庭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它也"是一个充分取消了私人空间的集体性场所，是权威的所在地的同时，也是意义的起源点"。13丁少纯在这里"宣布要’重新生活’，一个不再具有私人属性的室内空间便取代了他自己的家，使他在象征意义上（或者说重返）属于父亲的公共空间的同时，也使得这个取消了内在性的家庭空间成为范式和准则。"14
第二，微言大义，从生活细节洞悉思想问题。《千》剧并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或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无论是姚母还是丁少纯，他们的"问题"都是体现在生活细节或趣味上。但这些细节在《千》剧中上升为思想线索。姚母的生活趣味和生活方式，与她作为城市居民的经历和习惯密切相关，但由于她曾作过小业主，她的这一命名使她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她具有了鲜明的阶级属性，她是一个"准资产阶级"。在这样的逻辑推延下，她对女婿丁少纯在生活上的诱导或关怀，就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她成了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势力或倾向的代表，她同丁海宽的亲家关系骤然变成了"阶级"关系。这种纯粹的由叙事造就的关系在人为设置的冲突中变的紧张而势不两立。作家在《千万不要忘记》出版单行本时，借人物之口指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啊！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说笑笑之间就进行着。"15结尾处丁海宽又意味深长地说："是啊，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16从而点出了全剧的主题。
长期以来，评论界也是以这一立场来解读的。剧本发表不久，就有署名文章指出："在阶级斗争激烈存在的今天，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腐蚀我们的青年一代，即使是血统工人的后代或者革命烈士的子女，也免不了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17甚至"文化大革命"之后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也基本没有超出这一立场，仍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成为引人注意的问题"，而《千万不要忘记》则"让青年通过舞台看到自己，从而受到启示和教育。"18
在这些观点看来，青年的教育并不是自我实现的，他们是通过精神导师的教诲实现的。在《千万不要忘记》中，丁海宽、丁爷爷就是这样的导师。当丁少纯穿上了"一百四十八"元的毛料子制服并日见堕落后，丁海宽对丁少纯--也是对所有的青年说："毛料子，这是好东西，它比我这身斜纹布强，比人造哔叽也强，这是从前的劳动人民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现在你们不但敢想它，还有不少的人能够穿上它，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革命和建设带来的成果！我们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连最坏的衣裳都穿不上－…要是你们光想着自己的毛料子，光惦着多打几只野鸭子，那你们就会忘了关电门，忘了上班，忘了我们的国家正在奋发图强，忘了世界革命！"丁海宽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公众做了承诺，这一承诺具有宏伟的公共意义，他否定了个人的欲望，因此他赞成"抽象"的毛料子而否定了"具体"的毛料子。他在这一逻辑关系中将丁少纯的"个人主义"之舟挽救到了"公共性的彼岸。但丁爷爷-这位更具权威性的先知式的人物，早就预言了丁少纯的成长，并为其设置了成长道路??quot;当初我说把柱子先送屯下去放二年猪再上学，你们不乐意，怕误了他念书，念完了高小念初中，念完了初中又念技工学校，你看这念成了什么玩意了。"丁爷爷这番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作为一个淳朴的农民形象对知识或知识分子的对立情绪，这或者可以说是作家已经敏锐地感应到了时代的气息或潮流。丁少纯遭到了辱骂，但他毕竟还是幸运的，他在"父"们的教诲下免去了"送屯下去放二年猪"之苦，但丁爷爷的呼吁却并非枉然，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丁爷爷预言的路上走过了无数年轻人的脚步。
我们还发现，在抗拒城市欲望腐蚀的观念选择上，"父"的形象具有绝对的权威"父"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父为子纲"是家族宗法制度的核心，也是传统男权社会至高无上的法则，"三纲五常"的"纲"都是以男性来标示的。"父"的意志具有无须证明的合法性，违背了这一意志就可视为大逆不道。因此，那些颠覆"父"的权威性的形象才被命名"反叛"者的形象。在《千万不要忘记》里，"父"们有权监督"子"的成长并规定其生活方式，比如丁海宽偷看儿子的
情书，本来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由于"父"有权监控"子"的成长，这种行为不仅不受到指责，反而被视为"行使父权"而给予肯定。
丁少纯是现代之子，也是城市之子。他试图超越和逃避"父"的文化范畴，重新建立"个人性"的现代生存方式，他偏离了"父"的意志，他与丁海宽的冲突，在剧本中是"被腐蚀"与"反腐蚀"的冲突，但它的文化语义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结局一开始就不难预料，丁少纯生存方式的"现代性"初建是极其脆弱的，他不仅面对着丁海宽、丁爷爷、及其继承者们组成的难以逾越的屏障，更重要的是丁少纯的偏离传统不具有"合法性"。在强大的传统话语符号笼罩中，丁少纯不仅有无可言说的困惑，而且一开始就处于四面围困之中，他被"挽救"的命运只是时间的问题。丁少纯个人的"现代性"追求终于流产，他重新归依了"父"的怀抱，由此实现了作家了的"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真理意志。
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的变体。不同的是，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是在道德层面展开的。乡村的朴素、简单、本色是美德的表意形式；而城市的情调、舒适、个人化等等，则被看作是人的无边欲望的反映。在剧中，原始的乡村道德一经渲染，便具有了阶级的和伦理的意义，它对欲望抑制、对贫困的忍受等由于经济条件制约而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在这里却被夸大、想象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抵制"现代"生活腐蚀的天然"防腐剂"。丁爷爷对没让丁少纯先去放二年猪再上学懊悔不已，这也恰恰正实了乡村与城市被想象的"等级"关系。这也正如唐小兵所分析的那样，历史业已证明："《千万不要忘记》以及一大批类似作品形成了一种被阉割的现代主义，因为尽管在这些作品中现代性及其触发的深刻焦虑被处处涉及，但都又被迅速地遮掩置换掉，都成了进一步肯定张扬传统价值的藉口。’现代’在这个论述传统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而往往只是一个初具轮廓的背景，一个没有被体验但已被架空限定的历史理念。"19
二、农村文化趣味的普及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它的初始阶段，其趣味性是不断地向农民文化倾斜的。这一文化趣味，一方面与中国的农业社会性质有关，与民间的文化传统和接受要求有关；一方面，也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的引导、动员有关。1942年以来，"为工农兵服务"和首先是"普及"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不变的文艺方针。但就中国的具体状况而言，农民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真正的产业工人由于历史的短暂，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欣赏趣味，中国士兵多为农民出身，他们的趣味事实上就是农民的趣味。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在它形成的的最初阶段，就是以农民文化作为基础的。1942年以后创作出的"红色经典"，不仅题材是农村的，而且人物、故事情节、结构和结局，都是以农民的欣赏方式设置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刘顺清》等，就是这一趣味的代表性作品。而这一基础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