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判理论(4)
由于历史与社会文化的错位，商业化与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特定意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家不可能理解的（当然也不能要求他们理解）。即使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尚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过程之中，离西方式的后现代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还十分遥远（而且我们切不可把中国少数大城市中少数人的生活看作是中国的全部）。商业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众文化则是它的必然伴生现象。如果没有80年代文化界与知识界对于准宗教化的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的充分解除，改革开放的历史成果（包括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大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紧密关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商品经济的出现以及它的逐渐发展壮大。它在90年代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8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或许会朝着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方向变化。因而我们不能因为法兰克福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存在差别就拒绝使用这种理论。更加可取的态度：在使用法兰克福理论的时候紧密结合中国大众文化的社会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是十分复杂的、极为独特的。我曾经把这种语境概括为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社会效益与商品利润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的语境决定了它不可能只遵循单一的商品逻辑。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对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做历史的考察。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文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文化，那么，8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也不同于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只能把这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