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的发言稿(2)

　　在绘制机械图和写作爱情诗的间隙里，我有选择地阅读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法拉奇的《人》、欧文•斯通的《凡•高传》、钱钟书的《围城》以及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同时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哲学，对王阳明先生的“心学”体系大为感佩，这一体系在我后来的创作中，深藏于文字背后，成为支撑我的文字的，看不见的经胳。

　　事情进行得似乎很顺利。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昆明钢铁集团总公司，做了一名“调研秘书”，这个职业类似于“中统”或“军统”，因为年轻，调查对象通常不对我等设防，因此可以弄到接近事实真像的素材，然后写成报告，供集团高层决策参考。我很快厌倦了这种工作，因为我幼稚的建议几乎从来不会引起高层的重视。一年以后，我回到故乡昭通，做了一名小报记者，几篇文章下来，俨然成了小镇名流。一方面站在最真实的大地上，一方面相对安静地沉湎于读书写作，我创作出了第一批勉强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作品。贵人相助，黄尧老师、庆国老师、潘灵先生、李骞先生、杨昭先生、胡性能先生以及《十月》杂志的王占军先生、《边疆文学》的何真老师、王洪波老师，阅读、指导并发表了我的第一批作品。

　　28岁那年，同样是贵人相助，由原《边疆文学》主编张永权老师牵线搭桥，在热爱文学的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政委和国才的爱才之心和鼎力操办下，我参军入伍到了边防，36岁那年，我成了云南省作协最年轻的副主席。

　　创作似乎改变了我的命运，至少是改变了我的生存状态。在中国这样一个敬畏官员，恐惧武力的社会里，我身着武警中校制服，威风凛凛。而且坦率地说，如果没有稿费，没有转让长篇小说的影视改编权而获得的报酬，我不太可能在这个城市买房买车，不太可能在这个繁华而浮躁的城市里放置一张安静的书桌。前两天读到才气、文气、官气、霸气如傅斯年这样的大师，抗战中困居川南小镇李庄时，不得不靠出卖藏书以换取一顿米饭的时候，禁不住心如刀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已是极端地幸运了。

　　似乎是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似乎我可以做为一个“卖字为生，并且混得不错”的标本坚定诸位同仁功利写作的信心。其实我一直在想，不是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而是阅读和写作本身就意味着我的生存。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有人说过，所谓命运，命是注定的，是恒久不变的，而运是变动的，机遇的。我的理解，命运就是一条大河，运是浪花，命就是那奔流向前的河水本身。我想，作家，就像工人、农民、软件工程师、商品推销员，是一类不可或缺的社会职业。社会总需要一些人去写，这恐怕就是职业作家了。

　　但是把自己定位为职业作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猜测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想写电影剧本，写电视剧本，因为那似乎可以挣到大钱。以我的亲身体验而言，写剧本是很苦的差事，拿了人家的钱，就必须按人家的思路走，甚至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思路走，说到根本，是跟着观众的口味和领导的意识形态走。这样一来，创作变成了劳役，文学变成了生意，文人变成了“小手工者”，真正的“卖字”，一点都不快乐，以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说，得不偿失。